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12日晚间公布。专设机构统筹改革，首提国家治理现代化，首次强调市场决定性作用……因释放诸多改革信号，这份约5000字的文件备受关注。

首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公报中这一对中国改革提纲挈领式的表述，引发热议。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指出，这是中共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新提法应是此次全会公报最为突出的亮点。他说，这涉及到制度体系现代化和治国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许耀桐也表示，这次全会公报一个很新的亮点和突破就是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公报中近10处提到“治理”一词。

“过去我们讲国家和社会、人民的关系，最早说的是国家统治，后来讲国家管理，现在确立为国家治理。治理和统治、管理肯定是有区别的，而且是比较大的区别。”许耀桐说。

在许耀桐看来，一方面，治理强调的是多主体，国家管理者是主体，人民也是。另一方面，治理还关涉渠道，过去多是单向的，从上到下，而治理既有从上到下，也有从下到上，甚至可以从中间向上、向下延伸铺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指出，治理涉及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并确认三者关系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中国改革需在这三者之间建立整体和谐、相互促进的联合机制，以期获得1+1+1>3的结果。在他看来，这一新提法的研究和落实空间都很大。

“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更加科学、民主，同时也要更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许耀桐看来，现代化包含向科学、民主、制度更好的转化、移动。

专设机构统筹改革 彰显中央改革决心

全会公报提到，“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可以说，这是新时期中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牵头人"。”对于各界抱以期待的这一新设机构，张希贤如是解读。

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兼总编谢春涛教授指出，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改革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了中央的改革决心。

“这轮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是空前的。以前统筹各方面的改革主要由国家发改委承担，作为国务院一个职能机构，它在制定发展战略、进行宏观管理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谢春涛说，但由于改革复杂性和紧迫性，以及加强各项改革统筹协调的必要性，国家发改委在一些方面受到局限。

在谢春涛看来，相对而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更具权威性，能够保证改革的设计、协调、推进和监督每一个环节的落实，有助于确保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分析认为，把“深水区”的改革向前推进需具有权威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领导机构进行掌握，因此该领导小组将对改革议题进行整体设定和统筹安排，在顶层设计上把握改革的方向和力度。

“如何推进改革，这需要领导小组既要立足中国实际，同时又要富有远见卓识。” 张希贤进一步指出，领导小组只能提出宏观设计和措施，要取得改革实效，还需要全社会的协同推进，因为长期形成的体制弊端，并非一个改革领导小组就能轻易破除。

首提市场“决定性作用” 市场化改革料将深入

全会公报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记者梳理发现，这已是公报第二处提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这份公报中，共有三处这样的提法。

在第一处表述中，公报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提法是“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报告的提法是“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分析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这一新提法，比过去进了一步，显示市场化改革将进一步深入。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说明市场化将成为新一轮改革的基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指出，从“基础性”到“决定性”，说明“市场之手”与“政府之手”的作用主次分明，这体现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坚决态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指出，如果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最重要的还是要规范政府的职能，不该管的坚决不管，该管的要坚定不移的管好、管出水平。

事实上，中国新一届政府组成后，就把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作为开门的第一件大事，既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又作为宏观调控的“当头炮”，目前已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

“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职能界定，两个方面更好地分工和配合，这是使经济社会发展效率不断提高、发展的代价不断减少的基本制度性保障。”张立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