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一、“大跃进”及其纠正195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大跃进”的序幕也由此揭开。 
1958年1月和3月，毛泽东先后在广西南宁和四川成都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严厉批判反冒进，一些坚持正确意见的中央领导人被迫在会议上作了检讨。这些做法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随后在全党范围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1962年 1、2月间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三年调整时期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从1962年到1965年，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一直放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上，加上党和国家在经济、政治方面采取的有利措施，国民经济开始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系统地阐发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实际上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  大学士考试网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在全会上印发《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等人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号称“一月革命”。 
1967年2月中旬，在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却被诬称为“二月逆流”而遭到压制。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通过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密谋杀害毛泽东未遂后，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仓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机身亡。发生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1973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方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1975年底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处于起始阶段，中国共产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点，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致使党无法依靠制度的和集体力量及时地发现并纠正错误。